翰林院是皇帝读书的地方,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进入这里呢?


发布时间:2021-05-04 15:18 作者:嘉熙

藏书传统的差异,宁波私家藏书事业自宋朝开始勃兴,这离不开“庆历五先生”或教授乡里或社坛讲学的活跃的学术活动。正是在他们的陶成润泽下,四明的读书向学才渐成风气,藏书事业也得以快速发展。而北宋明州的私家藏书差不多为“杨杜五子”及其门生、后学所垄断,其中鄞县的楼郁、陈谧、丰稽等,声名颇著,实开宁波藏书风气之先。也正是在北宋时期就已基本奠定了四明地区“鄞向多藏书”的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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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宋元明三代文化的积淀与藏书传统的继承,尤其是明代丰氏万卷楼、范氏天一阁等著名藏书楼的建立将鄞县藏书的风气推向高潮。时至清朝,鄞县的私人藏书事业终于发展至鼎盛,较宁波其他几地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慈溪自南宋黄震时开始渐行藏书之风,至明清时藏家众多,风气亦盛。镇海、象山、奉化等地藏书源起时间较晚,后期发育也较乏力。此外,藏书活动作为一个地区文化底蕴的体现,往往与书香世家相伴。如若仅仅只是偶尔出现个别颇有声望的读书人的家庭,是很难接续艰难的藏书事业的。而鄞县自北宋时开始便多有对区域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名门望族。

鄞县望族大都由移民的后裔所创造,业儒仕进是他们家族崛起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途径。因而他们大都非常重视藏书的积累与家学的传承。从两宋时期的甬上望族西湖楼氏、鄞县史氏到明清时期的鄞县万氏、城西范氏、桓溪全氏、砌街李氏等无一例外全都是藏书世家,他们对于鄞县乃至整个宁波府的藏书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鄞县是名门望族、书香世家的聚集地,其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和文化效应是宁波其他几地所无法企及的。清代宁波私人藏书家的身份其中“好之”是藏书家之所以藏书的原因,而“有力”则是藏书活动进行的基本前提和物质基础。

因而真正的藏书家是既爱书惜书又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的人。清代宁波拥有“藏书家”身份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入仕为官,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的爱书者;二、有德才却未能入仕或隐居不愿做官,专致于学术的文人学者;三、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较高收入的从业者。清代宁波入仕为官的藏书家,在清代宁波私人藏书家群体中,入仕为官或有过为官经历的人非常多,在可官职身份的65人中,占了36人,占了总人数的一半还多。然而这种数据其实并不奇怪,在清朝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朝代,想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学子比比皆是。而真正通过层层选拔进入官场的人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和稳定的经济来源,这又为聚书、抄书和购书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首先,清初沿袭明制,实行低薪制。但雍正二年耗羡归公正式实施,这意味着“养廉银制度”的开始。养廉银的发放数额达到了正俸的几十倍至几百倍不等。因此较其他社会阶层人员的收入来说,清朝官员的俸禄收入是较为丰厚且稳定的。除开日常必要的开支外,还能有大量结余为藏书活动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后盾。其次,经过科举考试入仕的官员大都深谙其道,知晓书籍对于自己乃至后代进入仕途的重要性。因而官员的藏书意识普遍比未参加科考的人更强。加之在长期读书备考的过程中,很多人已经形成了聚书、读书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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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为官之后甚至弃官去后。在清朝的各级官僚机构中,读书人最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够进入翰林院。翰林官虽然和地方知县的官品一样,但实际上无论是皇帝的重视程度还是社会的名望地位都比知县要高得多。翰林官主要负责草拟诏令、掌“朝考”事以及编纂史书等工作,而能在翰林院内编纂史书对私人藏书家来说无疑是人生之幸事。翰林院于翰林官来说无异于最大的私人图书馆,其书籍数量之多是私人藏书家所无法企及的。在其中工作有机会见到大批先前所未见过的宫中秘藏书籍,将其抄录以补私藏可谓是翰林官收聚图书最为方便也是最有优势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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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吉士全祖望在翰林时“与李绂共借永乐大典读之,每日各尽二十卷。后四库馆开,朱筠奏将永乐大典择取缮写各自为书,祖望启之也,于里中掌故考索尤勤,故所藏典籍亦以是类为补。”后虽因“时张廷玉当国,与李绂不相能,并恶祖望。祖望又不往见。二年,散馆,置之最下等,归班以知县用,遂不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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